张清华：为何要谈论第三代诗歌的经典化

为什么要谈论第三代诗歌的经典化？

很简单，新诗诞生以来，一直在探索与实验的过程之中，截止1980年代中期以前，也确乎取得了许多进展，也一直在走向“现代”。比如1930到1940年代的部分诗人，戴望舒、艾青、冯至、穆旦等，他们已经相当接近“现代诗”的理想境地——至少是按照当时的标准。五十年代在台湾又爆发了“现代诗运动”，纪弦、羊令野、余光中、洛夫、郑愁予，以及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哑弦等，他们也将“现代诗”推向了前进。

总的来说，现代诗在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的时间里，一直是一个“复合目标”中的核心，这就像中国革命一样，有多个目标，既要民族革命，又要民主革命，还要社会主义革命；新诗既要实现“白话革命”，要赶上“浪漫主义”，还要成为“现代诗”，而成为现代诗的道路一直处于漫长的延宕与犹疑中。直到1970与1980年代之交“朦胧诗”的出现，才意味着现代诗在当代的重启。

但是很遗憾，朦胧诗登台之后并未来得及穿上诗学的衣服，只演了一个序幕，就被下一场戏打断了。他们可以说生未逢时——比之前人和后人，都显得太迟。他们在历史的谷地出现，思想和艺术的难度与复杂性甚至还不及半个世纪以前，便被匆忙扣上了“晦涩难懂”的帽子，依照“叫人读不懂的诗，至少不是好诗”的逻辑给压制住了。及至1985年复出之后，他们还处在持续的“美学迟疑”之中，一代新人就迫不及待地登场了，他们肆无忌惮的自我标榜与目空一切的叛逆叫嚣，在一定程度上逼使和加速了朦胧诗的退场。

我丝毫没有贬抑朦胧诗之历史地位的意思，而是从整个中国现代诗的进程中来客观地看这一变化。很显然，朦胧诗只是属于历史的“补课”，属于“重新找回起点”的努力，它还没有来得及建设，历史就匆忙选择了新的一代。因此某种意义上，我也不太认同将“朦胧诗”和“第三代”看成是历史的两个“代际”，他们从文化上、从诗学上，其实也可以看作是“兄弟伯仲”的关系，即在“现代”的基础上更清晰地强调了个体主体，在趣味上更日常和知性，在表达上更多元。从性质上看，我认为“第三代诗”是一场多向度的，且被压扁了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，它汇聚了现代以来的多种诗歌观念，比如类似“达达”和“未来主义”的“莽汉主义”和“大学生诗派”；类似“结构主义”和“语言哲学”的“非非主义”与“整体主义”；类似“超现实主义”的“主观意象”“情绪哲学”“情绪流”“新感觉派”等；还有类似“存在主义”和说不上什么派的“他们”“日常主义”和“撒娇派”，等等。当然，还有一些大约完全是本土血统的现代派，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思想在现代意义上的开花散叶，与借尸还魂。

很明显，“第三代诗”完全是一个杂烩的概念，一个内部互联又互悖互否的集合性概念，它本身也体现和象征了这个年代在开放之后的无序与迷茫，即思想在懵懂中的猛然觉醒，和在觉醒中依然懵懂的特征，所蕴含的多样性与混杂性，都处在幼稚的萌芽状态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它是一场真正现代的，走出“一体化时代”的文学运动，是真正觉醒、生长、分蘖与绽放的状态，是现代诗在当代的真正开始。

这意味着，当我们试图寻找汉语新诗的“现代”之路，或当我们试图谈论它在当代的复兴运动的时候，我们的目光不由自主会停留在“第三代”身上——我没有说“朦胧诗”，是因为它还仅是一个萌芽，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，还没有从旧时代的肌体上获得分离后充分的独立性。用顾城的诗句说，他们虽然试图在“寻找光明”，但眼睛却还是由“黑夜”给与的“黑色的眼睛”。而第三代则不再与历史纠缠，他们要直接表达他们自身，要展示他们的欲求、灵魂乃至肉身。某种意义上，是他们才终结了诗歌作为“工具”的属性，将诗还原至其自身。或者说，他们找回了诗歌对应于生命个体、对应于个体主体的地位。

这当然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最多也就是实现了与古人一样的，以诗歌作为个体表达、而不是“一代人的呼声”的“本体的回归”。但为了这样一个回归，我们却用了漫长的时间，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曲折与延宕。也正因为这一点，我们的“当代汉语诗歌”的道路正是从第三代开始。

有一点需要澄清，“第三代”的概念有完全不同的所指，前面所说是它的历史范畴，是指在1986年出现的一场以“现代主义大展”为载体的诗歌运动，然而在这场运动中登台的这批诗人的写作，却有相当一部分持续到了四十年之后的现在。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，他们中的最优秀者，已成长成为今天中国最重要的诗人，所以，当我们说第三代的时候，也还意味着是在说这批一直在写作的人，是在说他们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积存下来的诗歌作品。因此，“第三代”不止是一个历史概念，还是一个持续的诗歌流脉的存在，是一个诗学代际，一批特指的海量的诗歌作品，一大堆诗学文本和诗学思想的遗产。

显然，我们在谈论“第三代”的诗歌与诗学的时候，不是只针对“1986’中国现代主义大展”，而是针对这一代诗人在将近四十年时间里的持续的创作，面对他们陆续产生的诗歌与诗学的文本，甚至还面对将近四十年来批评界对于他们所进行的研究，所提出的观点和看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所应该讨论的“第三代”，既是指将近四十年前的那一场人为操作的“大展”，那场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标志性的文本与主张；也是指这些诗人在四十年中所累积下来的成就和实绩，他们迄今所抵达的诗学理解与认知境地；也是指这个巨大的时空中所有关于他们的研究，我们今天对于第三代所能够拥有的历史认知。所以，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、累积和变幻的研究对象，我们的言说也因此而具有多重和复杂的含义。

从第三代开始——这绝不意味着是在说这是完美的一代，恰恰他们可能不是，他们当初登台的时候是粗糙、浮泛和鲁莽的，远不能与朦胧诗问世时他们的成熟相比，北岛和舒婷的诗歌开始流传的时候，几乎就已经站到了时代和他们自己的顶点，其诗人形象是完美的；但是他们展现了长久的成长性和“可持续性”，其中的最优秀者的写作一直持续到了现在，而且愈到晚近愈是显现了成熟和“终成大器”的趋势，这才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理由。

简单地说，为什么要谈论“第三代诗”的经典化？因为他们是真正拥有自己的诗学与写作观的一代，是写出了可以传世的“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诗歌”的一代，是可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（从诗学和文本上）一代，是真正将汉语诗歌推向了复杂和成熟境地的一代，是出现了海子、欧阳江河、西川、翟永明、王家新、钟鸣、于坚、韩东、张枣、陈东东……的一代，是尚未完成却已然产生了复杂的诗学问题的一代。谈论他们的经典化问题，不是为某几个个人树碑立传，而是要展开当代汉语诗歌的内部，探究其历史，其肌理、机制、问题与奥秘。而这，将为汉语诗歌的现代进程提供经验和有效支撑。

基于上述考虑，我们期待可以继续深化以往的研究：作为当代中国一场迟来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，第三代诗歌的历史价值与诗学遗产是什么？第三代诗歌的论争史，以及第三代诗人在90年代何以会产生“知识分子”与“民间”的诗学分化，这一论争仍是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之间分野与对立的延伸吗，还是自我的内部的分立与殊途同归？针对第三代诗歌的批评，其诗学变革与意义又是什么？如果把视野转向域外，第三代诗歌的海外传播与其在国内的经典化又有怎样一种关系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都值得我们投入精力去研究。

首期推出的三篇文章，相当默契地将讨论的重心放在了第三代诗歌的行动性之上。与德里达意义上的“文学行动”接近，实际上韩东早在1980年代末已在谈论诗歌的“行动主义”，这是一种打破诗与生活界限的实验，“实验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传统的诗歌概念进行背叛。这一背叛到了极致甚至否定诗必须由语言材料构成，纸和笔也纯属多此一举。诗至此可以是身体的艺术、行动的艺术”。这简直就是对德里达的关于“文学危机”的“行动反应”的概念的一次预热，在汉语情境中提前的等待。刘波的《作为一种动态化和成长性的行动诗学——第三代诗人经典化问题重释与反思》，讨论了第三代诗人的经典化伴随着“行动大于文本”的局限性；张伟栋《作为行动主义的第三代诗歌》，也指出第三代诗的过渡性特征，它的完成，有待于90年代的到来；冯强的《海子是“第三代诗人”吗——一个重写诗歌史的考察》，则通过对两种行动的划分，尝试将海子剥离出第三代诗人。综合来看，三篇文章一方面肯定第三代诗歌的诗歌史意义，承认其经典化，另一方面，在对之进行了历史化考察之后，又反过来进行去经典化的讨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重写诗歌史的工作似乎也会一直进行下去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。原载《当代文坛》2025年第2期）